初中演样板戏的岁月

留住往事的记忆,再现历史的一瞬
回复
peng
Site Admin
帖子: 197
注册时间: 周五 11月 01, 2019 9:06 am

初中演样板戏的岁月

帖子 peng »

PengXJ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通过收音机和各地的广播站在全国播放,一下子风靡全国。

1969年末,我刚上初中。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学校已经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没有唱歌跳舞图画之类的课程,甚至连体育课也取消了。收音机里播出的只有革命样板戏以及一些革命歌曲。文革前社会流行的一些歌曲被视为封资修的毒草不准再唱。还有很多以前的小说、故事书籍也不准看。再加上文革开始时的大串联、接见红卫兵、红卫兵的夺权运动也基本上结束。社会上已经没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了。我当时13岁,正是渴望知识,了解社会和世界的年龄。但学校教育近于瘫痪,加上各种政治限制而不能如愿以偿,生活变得百般无聊。
 
在无聊的日子里,一个偶然的契机让我接触到了样板戏。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和平常一样,我和二弟准备起床上学。窗外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气氛让我们心情大好。二弟突然哼起了京剧红灯记的“临行喝妈一碗酒”的唱段。当时我吃了一惊,这不是广播里经常唱的吗,他怎么会唱?一问,才知道是学校老师教给他的。在我的认知里,京剧那种拐很多弯的拖腔是剧团唱戏的人才会呀?没想到二弟也会唱。二弟有板有眼地唱着,竟然和收音机里一模一样。这大大地激起我的兴趣,不禁对弱小的二弟刮目相看,赶紧穿好衣服要他教我。二弟也为终于能胜我一筹而得意。就这样,在那个春暖花开的早上学会了我人生的第一首京剧样板戏唱段。启蒙老师就是二弟。
学会一首后就像打开的水龙头,一发不可收。那以后,只要广播播放京剧样板戏我就跟着学。好在是广播里也只有那几首京剧反复播放。没多长时间我就学会了不少段子。平常有事没事还经常到处显摆,甚是得意。
 
过了不久,我得到了一次机遇。一天放学,突然听到办公室传出一阵京胡声。过去一看原来是教我们数学的张老师在拉京胡。那个年代除了广播或收音机里传出的音乐声外,一般是听不到乐器声的。张老师热爱文艺,有文艺特长,但很少有表现的机会。现在他竟然肆无忌惮地在办公室拉京胡,让我们吃惊不小。我们一帮熊孩子就围过去看热闹。他拉的正是我熟悉的沙家浜的曲目。我就不由得瑟起来,顺口唱了起来。没想到张老师眼睛一亮,问到“你怎么会唱?”“跟收音机学的。”“来来来,好好唱一首。”我就随着他的京胡认认真真地唱了一遍。他征了一下说“好,你过来,就是你了。”我向前迈了一步。没想到这一小步,成为了我人生的一大步。
 
当时正是全民学演样板戏的高潮,中央下发了文件《关于贯彻毛主席关于普及革命样板戏指示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大队、各单位,可根据情况,因地制宜,组织业余文艺演出队学演革命样板戏,唱样板戏。每个单位只要有条件就演样板戏。因此文教系统也要求各中学排演样板戏。演样板戏成了政治任务,口号是“学习革命样板戏,演好革命样板戏”。我们初中也接到任务,正准备排练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张老师敢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拉京胡也算是革命需要了。当时,他正在学生中物色饰演戏中的男主角“郭建光”的角色。听我唱了后,认为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那时,我虽然还在发育期,但身高已经比同龄的孩子要高一些。身材长相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特别是听了我的唱腔,觉得算是孺子可教也。其实当时的学校里同等条件的孩子很多,而且有些还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有文艺演出的经验,绝对不是我的条件能比拟的。他们只是没有在适当的时空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已。所以能侥幸入张老师的法眼算是比较幸运的。

从那以后,在课余时间,甚至是上课时间,张老师都要我到他房间学习郭建光的唱段。因为是政治任务,所以是学校领导支持,同学们羡慕的活动。甚至有些政治学习、开会、支农等活动我也可以不参加。要我尽快融入郭建光的角色。他给了一本油印的全套“沙家浜”对白和曲谱唱词。要我回家后背诵和唱会郭建光的台词和唱段。那时学校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已被彻底批倒批臭,所以也没有布置家庭作业的“陋习”。我就把背台词当作家庭作业。虽然平常最讨厌背书,但那次不同,长那么大,第一次有人把自己当回事,我寻思着得投挑报李呀。我踌躇满志地下决心把角色演好。真的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件偶然的事不但使我自信心大增,也使我对文艺有了一段时间的狂热兴趣。我不仅学习郭建光的演唱对白、表演做功,还同时学识乐谱、吹笛子、拉京胡二胡,甚至到后来学拉小提琴。当然最终都是浅尝辄止,没成气候。
 
我被定为饰演郭建光后,其他角色也陆续定好,样板戏“沙家浜”的排练就正式开始。负责排练的是张老师和另外一个女音乐老师--邓老师。首先,学校正式开动员大会,宣布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重大决定,再确定主要演员和配角演员。然后就各自练习唱腔和背诵台词。等台词和唱腔熟练后,就集中一起对台词和唱词。最后在舞台上进行各自动作和相互走台的排练。

开始时,虽然可以从广播、收音机里听到样板戏的唱腔,但很少能看到京剧样板戏的影像。后来有了样板戏的电影,但小镇上放映的机会并不多。京剧怎么演没有人知道。只能从报纸或杂志上照片的亮相动作加以揣摩。我没有音乐文艺基础,更没有戏剧方面的知识。一切靠老师们的理解来教授动作。遗憾的是老师也并不是太内行,表演方法、唱腔以及动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记得当时老师教的要点是,站立多是丁字步,称为“站丁”,手要经常叉腰,不管什么动作,最后的身段要落到和照片上一样的亮相动作上来。亮相时挺胸,眼睁圆。在台上行走除了走台步,还要练一种戏曲里常有的跑圆场等。另有一种八字步伐,称为“行八”,但用得少。

在主要演员中,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以前参加过宣传队,表演过各种节目。只有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虽然很吃力,好在我年少接受力强,学起来也很快。一段时间后也有模有样,像回事了。
 
后来又请了县剧团的专业人员来教授。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专业培训。记得那次请来的是一位腿有些残疾的琴师杨老师和一位漂亮的大姐姐。当时虽然很想那位大姐姐来教我,但毕竟她得教女主角,最后教我的是杨老师。杨老师开始讲了一大套戏剧知识。虽然讲得非常好,可我都没听懂。看我一头雾水,杨老师知道我是真不懂,就用我听得懂的话解释,才稍微明白一些。知道了戏剧基本功的"四功四法":四功――唱、念、做、打;四法――手法、眼法、身法、步法等一些传统的基本常识。接下去的示范教学环节,才感觉到杨老师不愧是吃专业饭的,作为琴师,在演戏的造诣上也非常高。手上动作、脸部表情,说念唱做都无可挑剔。我很是崇拜。

当时,除了戏剧知识,在表演上也得到不少教诲。在演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一段时,他启发说,你向前看,前面就是唱词中描绘的美好景色,只有想象出那些景象,就可以有感情地表演。唱这段时,我还一本正经地提了一个傻傻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比较深刻),万恶的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怎会有那样的景色?这和唱词里描述的景色相矛盾,应该是一种什么心情表演呢?杨老师说,戏就是戏,只能按规定的剧情走进去,才能演得像。感情的调动必须符合每个不同的场景,不能计较剧本合不合理。他说的这些,给了我很多启发,也让我在表演时有了一些心得。这些记忆现在看起来幼稚可笑,但说明当时是真的下了功夫。做示范动作时,因为他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不免受影响,很多动作就会打折扣。特别是跑圆场时,随着锣鼓“锵,锵,锵,……”,他在前面一摇一摆,看上去很是滑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饰演女主角阿庆嫂、沙奶奶的女生以前都多次参加业余文艺演出,能歌善舞。所以学起来并不费劲。那个年代,女性不能化妆、打扮,漂亮的女孩一般很难展示自己的风姿,唯一的机会就是参加宣传队。只有进了宣传队,就可以唱歌跳舞,还可以化妆,穿漂亮的演出服装。所以进宣传队登台表演是每个女孩子都乐意的。在那种气氛下,她们很早就参加了各种业余演出,得到很多的锻炼。还有饰演刁德一,胡传魁的同学也是镇宣传队的老队员。相比而言,我则是初出茅庐,不免有点自愧不如。所以学起来也格外认真。

演沙奶奶的女生和我还是同一单位的子弟,一起长大,彼此都很熟。但那时一个班的男女生再熟也不会相互说话。除非有班务活动需要告知,班务会上需要发言讨论等情况。但演样板戏给了我们一些说话的机会,不仅是排练演出需要对台词,平常说说对方的演出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由于剧情的需要,还可以互相握握手。这对14岁左右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来说是一个微妙的体验。记得第一次排练握手时,像触电一样碰一下对方的手赶快缩回,心还砰砰跳半天,表情很是难堪。老师看到也乐了,佯嗔道“这叫什么握手?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说得我们很不好意思。但那以后就慢慢握得理直气壮,有底气多了。说实话,那还是第一次触碰同龄异性的手。
 
在排练过程中,也出过很多状况。有一次,我和演黑田大佐的同学练习对打的一场戏。我手中是一只驳壳枪。他拿着一把木头东洋刀,装模作样地劈来劈去,我则象征性地稍加躲闪。因为老师告诉我的表演心得是英雄人物要表现一股英勇豪气,面对敌人的屠刀,不能害怕,不能退缩。而且我也知道他只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砍到我。而他的表演心得却是要表现出日本军官的凶残,挥刀要有力,要逼真,这样才能激起观众对鬼子的痛恨。在这两种不同心态下,在我们都没有武功功底,也没有表演经验的情况下。他满脸的阶级仇民族恨,终于一刀砍到我的头上。顿时,由于头部血管丰富,血一下子流出来了。我疼得蹲在地上。我想这厮不会真想取朕的首级吧?他一看也傻眼了。大家纷纷上来止血安慰。我一看这事闹大了,赶紧说没关系,体验生活嘛,总算是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哈。大家一听也乐了。

记得为此还专门开了一次会,老师说,“幸亏是排练,要是在舞台上出这种事就是政治事故,虽然不是有意,但砍伤英雄人物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现在出现这种事,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性,避免在正式演出中出现同样的错误。”就差宣布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了。让我觉得这一刀挨得太值了。那时人的生命安全永远是排在政治之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这些语录在我们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那种神逻辑是很正常的。

那以后,弄得黑田同学很紧张,每次和我对打时就缩手缩脚,生怕重蹈覆辙犯错误。我对他手中的凶器也倍加忌惮。担心他什么时候又犯错。
 
为了提高演出水平,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小镇,观摩另外一所名高中演出的样板戏。该镇在京广线的铁道边,交通发达,信息快人才多,演出样板戏的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演出的京剧“沙家浜”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但学校没有特别的经费,我们只能步行去那里,看完戏后晚上就睡在该镇小学教室的课桌上,第二天再走回来。学校的组织只是为我们联系下榻的课桌和进场观看事宜,而其他的,用膳需自费,交通靠双腿。记得我带去的全部资金就是2毛钱,还生怕弄丢,晚上赶紧买了一碗面吃后,才解除防贼意识。即使如此,我们没有一点怨言。老师说这不是学校没钱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反修防修的举措。学校为我们能得到艰苦的锤炼,也是操碎了心哈。

演出是在一个比较正规的礼堂内,有乐池、亮丽布景以及舞台灯光。虽然是业余演出,但乐器伴奏,服装道具都比较正规。演员的表演、说唱做打都很精彩,让我们大长见识。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比较正规的演出,舞台气氛、追光灯、音响效果都使我们比较震撼。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才是真正地演样板戏,与他们相比我们太小儿科了。看后回到住处很是兴奋,加之天热蚊子多,基本上一晚都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就踏上归程。沿途都是山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秀丽的风景感染着我们一群少男少女。大家沉浸在前晚“沙家浜”的情节中,回味着演员们表演的细节。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地回到家,一点没有疲劳的感觉。但第二天就精疲力尽,浑身酸痛,一觉睡到日西斜。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仍记忆犹新;那情那景,仿如昨日。

样板戏“沙家浜”排练好后,就到集镇、公社范围内的农村演出。演出的舞台一般比较简陋。只要有一个十几平米的空地就可演出。竖两根竹竿,拉一块幕布,就是台前台后。舞台边摆几个板凳,是乐队和提词人员的专座。舞台和观众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除了演出时,观众不能到舞台上去以外,其它没有什么限制。孩子们经常到后台来看热闹,我们在演出中也到台下到处闲转。“智斗”一场戏比较长没我的事,就让他们智斗,我则经常到台下看观众的反应,听对演出的评价。舞台上并没有布景,老师说那是繁琐哲学,我们没必要搞。毛主席说,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老人家英明地说出了我们的实际情况,搞繁琐哲学不仅要钱,还要绘画人材,我们都没有,只有让其灭亡。但灯光是不能省的,白天不需要灯光照明,但晚上演出还得在台前挂两盏汽灯。而汽灯用的煤油就是晚上演出的变动成本。

汽灯是六、七十年代,生产大队在夜里召开全队群众大会时常用的一种照明装置。汽灯里加进煤油以后,再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煤油能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出。汽灯的灯头就是套在灯嘴上的一个石棉做的纱罩。汽灯的原理是汽化燃烧,亮度非常高,灯光是白晃晃的。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不过,汽灯点的时间太长的话,中途还需要再打气。石棉纱罩也容易坏。记得有一次,趁着没人我很好奇地用手去摸了一下灯嘴上的纱罩,没想到一下子就变成灰落下。我吓得赶紧溜了。管灯光的老师发现后气得哇哇叫,说是有人搞破坏,一定要揪出破坏分子。当然查是肯定查不出来的,作案现场连指纹都没有,怎么查?而且谁会怀疑英雄人物郭建光会搞破坏?

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一个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其乐队规模。但我们最开始的乐器伴奏只是一把京胡、一根笛子,再加上一套锣鼓。使得宣传队很是寒酸。当时张老师负责京胡兼笛子,另外几个学生负责锣鼓。唱段需要京胡伴奏,而英雄人物亮相以及正反人物对打等需要锣鼓助势。这是唱京剧的最低配置。那时没有音响之类的黑科技,不但伴奏是货真价实的,演唱也绝对是原声真唱。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台上不遗余力,声嘶力竭地演唱,还经常有群众意见说声音太小,后面听不清。让我们感到很沮丧。

学校上音乐课有台座式风琴,开始时试过风琴伴奏,但那实在是和京剧唱腔大相径庭,加上体积大,搬动困难,最后还是没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才又找到喜欢乐器的学生,增加了二胡和月琴之类的乐器。但由于演奏水平不高,只能伴奏一些技能要求不高的曲调,主要伴奏还得靠张老师。那段时间也经常看到县剧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巡回演出。他们除了带来各种民族乐器外,还有手风琴、大提琴、小提琴、长号以及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各种西洋乐器,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们演出时,舞台上的“繁琐哲学”也很美,水碧山青,花红柳绿,奇光异彩,令人心旷神怡。在他们正规军面前我们这些土八路自惭形秽,对他们羡慕不已。

演出用的服装道具也全靠学校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当时,学校一穷二白,根本没有经济条件演样板戏。但在那个政治大于一切的年代,演出革命样板戏是学校最大的政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为演样板戏出力大小也是每个人的政治表现。所以大家有力出力,没力出主意,没主意的多吆喝,尽一切所能演好样板戏。老师们凭一股热情因陋就简,制作出各种必须的道具。

当时流行的虽然有多个京剧样板戏,但业余宣传队都喜欢排演“沙家浜”,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其服装道具比较简单。所用的枪支刀具可用木头制作,八路军帽子是用廉价的棉布剪裁制作。服装主要是灰色八路军服和黄色的反派服装,这些都接近大众服饰,可以临时借到。记得当时演出服装不够,老师们就在校门口的大街上拦截过路穿灰色或黄色衣服的人。只要听说是演样板戏借用,一般都是客客气气地表示支持“木问题的啦”,当然也不敢不借。那时,社会上流动人员少,镇子里基本上都是熟人。虽然文革造反运动使人际关系紧张,但镇上的多数人都比较纯朴。而且对于涉及到对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一般人是不敢马虎的。那时一般人的服装都是灰、黑、蓝、黄。穿军装,戴军帽是很时髦的。从中找到可以用于戏装的人还是比较容易的。八路军的两粒扣帽子也算是军帽,所以也有人平常戴那种帽子。八路军的绑腿则直接去医院要纱布绷带再染色即可。还有一些像阿庆嫂的茶壶、桌子板凳之类的也都是东借西凑。

除了下乡演出,还在学校操场边上的土台上,以及镇子南边空场地里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演出前,先在舞台旁敲锣打鼓造势以吸引人。尽管多次演出,有些人已经是看了好多遍了。但每次演出都有不少人来观看。因为那时的娱乐活动实在是太少了。除了几个月间有一场露天电影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而电影也是“新闻简报”以及“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反复播放的影片。里面的台词也早已耳熟能详,滚瓜烂熟。看电影时,只要电影人物说出上一句,孩子们马上就会接下一句。那时这种互动也很有娱乐的气氛。另外,一般家庭不但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很少。所以只要外面有什么活动,大家都愿意出来看热闹。参加演出的都是镇子以及周围村子里的孩子。平常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来看样板戏,也是看熟悉的孩子们的表演。表演的水平有多高并不重要,能看到这帮熊孩子在台上闹腾就行。表演会使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出彩的、出糗的瞬间会成为日后家长里短的话题。谁家孩子扮相好,谁家孩子唱腔好,他们都会津津乐道一阵子。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样板戏毕竟是革命宣传活动,来观看就表明自己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将来有什么风吹草动的革命运动,就不用担心别人说三道四。

演出的当天,在敲锣打鼓吸引观众的同时,我们就开始化妆。一般演员的化装和装扮都靠自己,但几个主要人物都是老师亲自化妆。开始时,我是接受的,但慢慢就有些不满了。我认为老师们水平不高,化的妆不好看。比方说,有时白天演出也化很浓的妆,像是带了一个假面具。而夜晚演出时,在灯光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化的妆又过淡,看上去没效果。除此以外,口红涂得像吃过血,眉毛画得不对称,红脸颊不是渐变淡出,像是贴上去的等等。到最后,我要求自己画,在得到老师的认可后,我就一直是自己给自己化妆。后来,甚至有些女生也愿意我帮她看看妆化得好不好,我当然乐意效劳。这主要得益于我喜欢画画,有一些基本的美感意识吧。有时为了晚上的演出,中午就开始化妆。所以,回家吃晚饭时,必须带着妆回家。回家的路上总是被熟人拦下评头论足一番,觉得像耍猴一样,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不能有明显的反感情绪,毕竟他们都没有恶意。演反派人物的同学应该也有同样的经历,穿着忠义救国军或鬼子的服装走在大街上还是要一定勇气的。

正式表演是经过了反复排练,彩排(化好妆的一种正式排练)后才登上舞台的。开始时,我比较紧张,怕忘了台词,怕唱腔跟不上伴奏,怕亮相的动作出错等,所以根本谈不上表演。按说舞台表演是表现人物根据剧情发展的思想活动,刻画人物的性格,把观众带进所定的故事情节,让其接受或认同所表达的道理。但我一无生活阅历,二无表演经验,也没有更复杂的想法,只想能记熟剧本的唱腔、台词、动作、表情等,再上台照葫芦画瓢,就可交差了事。因而,在台上需要大笑时,就只是“哈哈哈……”,但这笑声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表演技巧,人物的心理活动啥的根本谈不上。这就是当时演样板戏的实际状况。所以,只能说是模仿样板戏,而不是表演样板戏。当时即使是样板戏电影里的人物的表演也显得很僵硬。因为那时的样板戏基本上已定式化,人物表情、动作、唱腔、服装、布景都是不能改变的,表演也绝对不能有任何发挥。否则,就有破坏样板戏的嫌疑。作为一个乡镇中学的业余演出,只要模仿得像就是成功。所以,我那笨拙的表演尚能得到大家的一些认可。后来,演出多了,慢慢放开,也曾幼稚地考虑过在模仿的基础上如何进入角色来进行表演。但终因演样板戏形势已是强弩之末而作罢。
 
正式演出也不是一帆风顺,在舞台上出错是难免的。但一般都是忘词,唱错之类的小问题。很少出现大错。只有一次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我们都知道沙家浜中郭建光的经典造型就是手持驳壳枪的剧照,可以说这枪就是郭建光的形象的一部分。但有一次演出我竟然忘了带这个至关重要的盒子炮上场。在一场“奔袭”的戏里,我上场后,必须从枪套里掏出的枪,做各种不同的亮相动作。当我把手伸向枪套时,突然发现不对,枪套里空无一物。我一下子蒙了,汗刷的就下来了。问题出在哪儿我清清楚楚。但当时没时间多想,又不能停下来。没办法,只能用右手比划个八字算是枪。然后,伴着锣鼓,煞有其事地左一个亮相,右一个亮相。一颗心却提到嗓子眼,最担心的就是怕下面的观众哄笑。估计下面懂行的人早看出来了,但听上去虽然有笑声,却并不大。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这是演样板戏,就算有差错也没有人吃豹子胆敢破坏演出。于是,我放心多了,动作也自然了。直到后来台下的人瞅空把枪递上来,才彻底放心。这事的原由还是因为条件有限,我军的武器弹药配给严重不足哇。当时,只有几只驳壳枪,还必须和敌方的胡司令、刁参谋长刘副官等人合用,谁上场谁用。结果轮到我出场时,他们忘了把枪还给我,让我在场上出了糗。那之后领导认识到和敌人共享武器的风险很大,决定给郭建光配备专用武器,才使我的演出行头得到解决。

演样板戏之前,我在班上一直是落后生。在学校里基本上是调皮为主,学习为辅,没加入过少先队,更不是班上的干部。虽然没有打架闹事的实力,但不守纪律,不交作业却是常有的事,集体劳动也不积极,不管哪一方面都没有过人之处。在老师和同学眼里,是一个需要大家帮助的落后学生。说实话,这些表现和行为并不是我的本意。相反,我一直想当一个好学生,我羡慕那些班干部和老师经常表扬的同学。实际情况是不知怎么做才行。父母工作忙,不能给我一些指导和建议。我家是外乡人,在当地没有年长的亲戚朋友,而且我是家中老大,一切社会经验都靠自己摸索。为此,有段时间很是苦恼。曾也想了一些办法改进现状。但乡镇不像城市,“捡钱交警察,扶老人过路口”等一些做法没有可行性。而“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的大工程又做不来,只能在“帮老师收作业,擦黑板,赶啃麦苗儿的小猪”等小项目上寻找突破口。但操作下来效果总是不明显。反倒有时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而受到老师批评。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学生曾困扰我很长时间。但自从演样板戏后,感觉一切都有所改变了。不但同学对我变得友好,老师也对我另眼相待,稍微有点好的行为就可得到一个夸张的表扬。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不守纪律,不听老师的话了,真的是想不变好都难。当一个好学生原来这么简单,这是我没料到的。早知如此,还到地里去赶猪干嘛?纯属吃力不讨好么(笑)。当然这一切变化是除了自己做事的自信心得到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克制了一些幼稚的行为才取得的。
 
演样板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避开或减轻繁重的支农劳动。当时,在农忙季节,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干一些插秧,割稻谷之类的农活。由于我从小一直是吃食堂,在机关长大,家里并不需要干活,也没有什么家务事。而农村来的同学,以及镇上的其它同学在家里基本上是“提蓝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他”。所以,和他们比我没有劳动的习惯,体力也明显差得多。每次去劳动都是对我心理和体力的一种考验。但怕吃苦、鄙视劳动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除了会犯错误,也会被人看不起。是谁都不愿意面临的境况。

那时的支农劳动是早去晚归,中午在农民家里吃中饭。吃饭是向每户分派十几个学生,农户负责做好饭菜。农民家本来就清贫,拿不出那么多粮食来供那么多人吃。即使生产队补助一些粮食,农家也不会做那么多,所以经常不够吃,添了第一碗,吃得慢就添不到第二碗。吃了几次亏后,有高人传我秘笈,第一碗一定要添少,争取在大家第一碗没吃完以前添第二碗,才不至于饿肚子。想起“沙家浜”中的一日三餐九碗饭,一日三餐有鱼虾,让我馋涎欲滴。我想,我特么一月里有一餐鱼虾也不错啊。那时,带队的干部从不和我们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肯定比我们吃得好。当时的农民淳朴,奉行“再苦不能苦干部”,是不会亏待干部的。

劳动中的插秧,割稻谷都是体力活,对于我们尚在发育期的半大孩子来说,一天下来还是很吃力的。但有时排练样板戏,或者有演出任务,就会让我们留下排练或演出,不用参加劳动。当时除了农忙时的农活,农闲时还有农业基建活动,像改山造田,大战乱石滩之类的劳动。不可能每次劳动都把我们留下,所以参加劳动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们虽然只是初中生,但镇领导把我们“童子军”当“壮丁”用。当然,我们本来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只要是镇上有支农任务就会来搬我们这些砖。那时,除了寒暑假外,平常也经常停课去参加劳动,而且没有任何报酬。繁重的体力劳动迫使每个人想尽办法逃避。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我们的绝招就是在劳动时给大家宣传鼓劲。我们会在别人劳动时唱一段样板戏,或者打快板念快板词鼓劲,以换得片刻的轻松时间。

记得饰演“刁德一”的同学虽然身体瘦弱,但在劳动中是表现最好的。在一次改造乱石滩的劳动中,他挑着一筐超过自身体重的石块飞跑。我们手持扩音喇叭筒紧追着他念顺口溜。“XXX,干得欢,一肩担着两座山,不怕苦,不怕累,决心征服乱石滩。XXX,勇当先,战天斗地意志坚,排万难,争胜利,敢叫日月换新天。”最后,他终于光荣地累得吐血病倒。让我深深地感到抱歉和不安。那之后,虽然他可以病休一段时间,但对身体的伤害是难以补救的。

当年这些做法的功过虽然难说清楚,但确实让我少吃了好多苦。现在,每当在网上看到朝鲜农民下田劳动时,旁边站几个挂满勋章的美女拉手风琴唱歌鼓动的场面,就会回味当年,百感交集。
 
1971年9月份发生的林彪事件给人们极大的震撼。文革向何处发展,影响着每个人和社会团体。由于林彪实行的是形左实右反动路线,以及文艺旗手江青的影响,学校领导错误地认为,形势还会向更左的方向发展,演样板戏也将更进一步得到提倡。因此,学校决定由老师们重新排演“沙家浜”,来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决定中,郭建光的角色仍由我担任,其他的正反面主要角色则由老师们担任。当时这件事我是有抵触的。本来这曲戏中我们学生扮演的角色不但形象好,唱腔、说念做打都不错。特别是在一起配合了一段时间后,表演趋于成熟,演出默契自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让老师们来演的话,演员阵容年龄差别大,沟通困难,相互间难以协调,短时间内是达不到上台演出的效果的。特别是,老师中虽然有爱好文艺的内行,但多数是外行,从头学起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学校的决定难以抗拒。随着事态的发展,我又和老师们一起排练了一段时间。

准备演阿庆嫂的是前面提到的音乐邓老师。她的唱功好,“唱、念、做”都不错。但是,形象却不是很理想。当时她已进入中年,身体发福,长得比较胖,和阿庆嫂精明强干的形象有点相去甚远。饰演刁德一的是学校教导主任,50多岁,身材消瘦,戴一副眼镜,镜片后面只能看到两条眼缝。在学校里,他对教学认真负责,平常总是一副威严的表情,我们都比较怕他。他确实是演刁德一阴险狡诈的不二人选。但他从来没有登台演过戏,甚至从来没有听他唱过歌。那么大岁数要从头学起也是勉为其难。还有一位学校领导是从农村来的农宣队队员,年龄也比较大。可能是看他外貌粗壮豪放,长得像“好汉歌”,就让他饰演胡传魁。他对我们倒是比较和善,但文化水平不高,基本上没有文艺细胞。果然在对台词时,把一句“拿着鸡毛当令箭”说成“拿着JB当令箭”。让在座的女老师很是难堪。当时我们孩子倒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这事传到同学之间,让我们笑了好长时间。那段时间,我经常怀疑老师们也像我们一样只是想逃避劳动和政治运动,而不是真正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那之后通过几次排练,学校终于认识到老师们的排练完全是赶鸭子上架强人所难,最后排练不了了之。虽然排练中止,但让我对演样板戏的有了一些反感,对演样板戏的热情也慢慢降低了。
 
其实,到了1971年下半年,社会上演样板戏的热度已开始降温。当时除了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样板戏以外,业余宣传队也演不出什么新花样,加之人们开始呈现出观赏疲劳。演样板戏,看样板戏的热情江河日下。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低水平演出简直是糟踏样板戏。当时,到处都在排演样板戏。记得我们镇旁边的一个生产大队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排演了样板戏“红灯记”。是我们县农民演样板戏的先进典型。学校还特意组织我们去观摩学习。去之前动员说,那是大人们的演出,他们得到了县剧团的指导,不管是演员的表演,乐队的规模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我看后的感觉并不是太好,“红灯记”唱腔被他们唱得有点走音跑调不说,普通话说得也不是太标准。字正腔圆的京剧像是唱山歌,他们可能理解成“唱山歌勒,这边唱来,那边和。”伴奏的乐器虽然多,但廉价的乐器音调不准,音色难听,加之演奏技巧不高,作为业余同行,我感到很难堪。联想到我们的演出在别人眼里会不会也是那样?心里很是不安。给我演样板戏的热情再度降温。

当时还有一个原因让我厌烦演样板戏。虽然演正派主角,但我却羡慕那些演刁德一、胡传魁等反派角色的同学。因为反派角色不但服装更神气,还可以随便骂人说脏话,可以模仿电影里的反面人物的动作和说话。因为那时的小伙伴们一般对于电影中反面人物的台词更感兴趣。平常经常挂在嘴边都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慌什么,一个李向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高家庄,实在是高。”等词儿。即使是我们演出的“沙家浜”,也是对刁小三的“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呢”一句更感兴趣。

记得县剧团来演了一场反特的戏,看完后,印象最深刻的反倒是一句台词没有的坐在角落发报的女特务。一头卷发上面戴一顶船型帽,大眼睛长睫毛红嘴唇,紧身军装配着一超短裙。足登一高跟鞋,手夹一支香烟,走起路来真的是脖子扭扭,屁股扭扭。那种妖娆姿态让我们一群小老爷们痴迷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学坏容易学好难。没办法。

而演正派角色必须一身正气,衣服要穿得整整齐齐,帽子也得戴端正。即使在台下也得时刻注意,不然的话老师就会说,看你,像什么样子?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工农兵英雄的光辉形象,稍不注意就是政治问题。而出了政治问题,老师就有责任。但这种要求和一个十四五岁,正是打打闹闹、活泼好动时期的男孩性格不相符。平常和小伙伴打闹时,稍不注意就过火了,所以有时候也感到很憋屈,压抑。慢慢就失去演戏的兴趣。
 
老师们也看出了我的这些变化。后来就搞了一个A角、B角制。就是每个主角为A角,再配一个B角,以防A角因特殊情况不能上台表演时,B角顶上。实际上我知道这是为我“金盆洗手”做准备。给我配的B角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玩,也无话不谈。我们一起学习唱腔,一起交流如何表演。我的想法是尽快让他替代我。但毕竟社会上演样板戏的大势已去。尽管他很优秀,也很刻苦地学习,正式演出一点问题也没有,最后还是没能正式登台演出。不能不说是有点遗憾。
 
到初中毕业,我演样板戏的经历也结束了。但这段平常的岁月使我对人生有了很多感悟。明白了一个人失败的原因就是丧失自信。放弃努力,就等于放弃了使自己变优秀的权利。每个人都会有各种机遇,就看你能不能抓住适合你的机遇,只要抓住了,所付出的努力才能变为结果。一粒种子只有在合适的土壤里和园丁的辛勤培育下才能开花结果。
从那以后,我总算有了一些自信面对人生。

又记:本文所记述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但记忆难免出错,不当之处望指出。

2018.6.6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