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姥 爷

留住往事的记忆,再现历史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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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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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姥 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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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 姥 爷
 
PengXJ

留学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工作后,每当被人唤“博士”时,就想起了我姥爷---宣化店的“余博士”。虽然他那个博士不同(在宣化一带,一般把木匠称为“博士”),但直到现在,觉得在博学方面仍然难以达到他老人家的高度,他比我更博士。姥爷除了刻章外,木匠、篾匠样样拿得起。而且经常义务帮街坊邻居修理各种日常用品,所以大家尊称“余博士”。我觉得他老人家的“头衔”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受人尊重的木匠)。
 
一.平凡的姥爷

姥爷,南方人称外公。宣化店位于中原,鄂豫交界处,虽不是北方也不算南方,我们那一带按北方的叫法称为姥爷。宣化店是一个革命老区和历史名镇,地处鄂北的大悟县,也是一个建筑古朴的幽静小镇,它依山伴水,景色秀丽。在小镇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可以感受它的宁静和沧桑,还有它长年来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宣化店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何耀榜先生写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大别山上红旗飘”就是以宣化店为背景,书中详细地记录了那一段革命战争的历史。抗战时期,宣化店是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中原军区司令部设在宣化店,中原突围就是围绕宣化店开展的。直到现在还有周恩来与美蒋谈判旧址,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等。姥爷在这片地杰人灵的土地上生活了大半生,并在那里走完了他的人生。

姥爷长着一副像是欧洲人的面孔,高鼻梁、稍稍凹陷的眼睛,架着一副眼镜。高高的个子,翩翩风度,温文尔雅,有一种儒雅的气质。年轻时应该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之列。但我见到他时,已70多岁,背有点驼,步履蹒跚,干活时颤颤巍巍。只是从他依然魁梧的身板、脸型轮廓以及充满智慧的眼神能依稀感到当年的风采。

姥爷名余文汉,生于1901年,老家是河南罗山县山店乡余湾。他父亲名余志谋,膝下三子,姥爷排行第二。从小因家庭贫困,很早就学会木匠手艺,并出外闯荡维持生计。早年在河南信阳靠做木工为生,结婚生子后,辗转来到湖北宣化定居。他没有上过学堂,完全靠自学达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他勤奋好学,博学多才,会刻章,做过木匠、篾匠,也兼做过吹鼓手、算命先生,为自己裁衣、剃头等等。闲暇时,对书法、画画、吟诗作对、下棋、吹唢呐,样样都感兴趣。他无党无派,远离政治,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待人真诚,乐于助人,不巴结权贵,不贪恋钱财,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手艺人。

姥爷只有两个女儿,我母亲是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也就是我姨妈。母亲3岁时,姥姥就因病去世。从此,姥爷终身未娶,边挣钱,边抚养二女,含辛茹苦拉扯小姐妹健康成人。没母亲的小姐妹无人照料,无人做饭洗衣,饥一顿饱一顿勉强度日。在那种动荡的社会里,其生活之艰辛是超乎想象的。而且,姥爷因职业关系经常外出寻求挣钱机会,长时不能回家。在那期间,小姐妹只能靠街坊邻居照料过日。但是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状况下,姥爷并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送小姐妹进小学,并顺利毕业,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那时的小学毕业堪比现在的大学毕业(从受教育人数的比率来看)。据说刚解放时参加工作,如果是小学毕业,就被视为有文化的人,会优先采用。小时候,听人说起我妈妈的文化程度是高小毕业,是很感自豪的事。那时好像是小学读完了,才能说是高小毕业。姥爷对两个女儿没有歧视,也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送女儿读书,并任其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正是姥爷的教育培养,使我姨妈和母亲先后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我姨妈参加工作不久就走上领导岗位,最后成为地市级检察院的检察官,直到退休。而且她儿子、女儿也都是国家干部。这些足以慰藉姥爷在天之灵。

我母亲和姨妈都是20岁以前就远离家乡参加工作。所以,姥爷的后半生基本上是一个人度过。他自食其力,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也绝不增加子女的负担。特别是晚年,他没有养老金,不是五保户。70多岁的老人一直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宣化店集市上摆一小摊,刻章为生。但这种好景也没维持很长,随着文革的开始,刻章的生意就越来越难做。除了私章用处不大,无人愿刻以外,政治风暴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当时,他那种自业者属于资产阶级尾巴,必须割掉。所以,文革初期,他经常会遭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骚扰。虽然他会刻造反兵团的公章而得到一些红卫兵的另眼相待。但刻章不给钱,威胁要掀翻他的摊架的事是常有的。听说有一次一伙红卫兵公然要没收他的摊架。那次,从不动怒的姥爷也怒了,老实人的怒是可怕的。他火冒三丈,以至直接使出王牌,“看谁敢没收我的摊子,我当年给李先念的队伍刻章,你们还没出生呢。谁敢动我的摊子,我马上到北京找李先念。”因为当时李先念并没被打倒,造反派们不知水有多深,立即退缩了。据说从此后再没有受到干扰。这段事我没亲眼见过,也忘记了是他亲口告诉我,还是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的。但我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因为姥爷在中原突围时期确实为新四军第五师刻过公章。而且,从刚解放时的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到之后的文革等政治运动,宣化店上的唯一一个个体户长期存在,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估计当时除了考虑他的岁数外,对革命有一定贡献应该也是一个因素。解放后虽然没有人给他记功也没人提及此事,但长期允许他“搞资本主义”,这应该是当地政府对他的默许吧。

姥爷的晚年没有子女在身边,也没有亲属在身边,只有乡下的亲戚赶集市时来看看他。我母亲和姨妈担心他的身体和生活,经常要他去一起住,但他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不愿去。我家当时住在大新店,离宣化店有一百多公里,而姨妈家在随县,离宣化店更是有几百公里。实在拗不过女儿们的请求,他就长途跋涉地去看她们。再远的路程他也从不坐汽车或火车,而是靠自己的双腿步行,如果行李多他就推上自制的独轮车。路途遥远一天到不了的,他就到途中的乡村借宿,第二天再走。即使到了女儿家,他也不会多住,最多三、四天他就又踏上归程。为这事我母亲、姨妈没少生气,但姥爷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事方式,谁也改变不了他的行为。

我母亲和姨妈当时应该是更担心他的孤独,希望她和孙辈享受天伦之乐。但在我的记忆中,和他一起的日子里,并没有见到他的忧伤情绪和孤独感。我的印象中,他快乐幽默。在家时,他给我吟诗、讲笑话、让我猜谜语、给我吹唢呐、下象棋等等,永远是一副其乐无穷的样子。
 
二.姥爷的职业

姥爷的职业是个体刻章。虽然这个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但却是对技艺要求非常高的一种职业。刻章从艺术角度而言就是篆刻,本身就是一门文化素养很高的艺术。作为一名刻章艺人,首先篆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各种字体要会写,不但要写得好还要能反着写。其次公章、私章、花纹章,样样得会刻。没有常年的技艺积累是无法满足客人要求的。那个时代,字写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脸面,“字如其人”往往成为判断人内涵以及能力的标准,很多人可以说一生都在练字。可见当时世人对字好坏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一颗章上的字好坏直接决定生意的好坏。姥爷能在这个职业上终其一生,作为后人的我,敬佩之情无以言表。

听说姥爷早年是以木匠为生。那时的木匠除了基本的木匠活外,还得会雕刻,不管是房屋屋檐、窗框还是家具的床、桌子、椅子都要雕刻很多花纹来做装饰。所以作为一个称职的木匠,这些雕刻功夫是必修的。传说齐白石大器晚成,50 多岁才学画画,成为一代大师。但齐白石早年就是一个木匠,对于房檐雕花,印刻技艺是非常娴熟的。这无疑为他后来的艺术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过去的木匠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干活,按主顾的需要到他家里干。所以,姥爷也常年在外、走村串巷,小到修板凳、桌子,大到盖房、打家具都要干。常年的木工技艺,使他在雕刻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加之他勤奋好学,字写得漂亮。慢慢也兼做刻章这一行。毕竟,刻章技艺含量更高,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就是附加值更高。几把轻便的刻刀,一些简单的材料再加上娴熟的技艺就可出外挣钱了。过去,一般穷人无钱刻章,可以捺手印为凭。而有身份人的田地借贷、生意买卖却都是以印章为凭。但一个人的一生用不了几个图章。所以,一个地方没了生意,就要到其它地方寻找新的生意。在我母亲的记忆中,姥爷经常在外面挣钱,很少回家,只是有时拿些钱回家买米。甚至有时晚上回来,天没亮就又走了。

上了岁数后,姥爷就定居在宣化镇专事刻章。他刻章时带着两个眼镜,是在近视镜上面再加一副老花镜。这成了当时宣化店街上的一道风景。当时因为带眼镜的人少,带眼镜的人都被认为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带两个眼镜,是不是文化程度更高呢?不知道在人的潜意识中是不是会这样想。但带两个眼镜给赶集的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所以人们提起姥爷就说是“那个带两个眼镜的余师傅”。我在外玩耍时,别人会说,这是余师傅的外孙。碰到不熟悉姥爷的人,有人就会进一步解释说,就是带两个眼镜的余师傅。

姥爷刻章时,先根据客人的要求决定写篆体,隶书还是楷书。一般用牛角料时,使用篆体,隶书,用木料时用楷书。(其它还有机玻璃,石料,铜料之类的材料尽管需求较少,但必须都得备好。)选好章料后,将章坯用三角楔形木牢牢地卡在木质的印床中,用砂纸将表面打平,根据章的字数,用刻刀在章坯表面初步确定外框位置、字的间距,用铅笔加深标注。如果是木制章就用毛笔反向书写所刻之字。写反字时,不知为什么是把字横着写,好像是那样写更方便些。写好后,还得涂上一层油,然后用刀子刻。刀法主要有:横刀、竖刀、挑刀等几种,根据笔法使用刀法,使用不当就刻不出漂亮的字型。刻字时,凹陷下去的字是阴字,凸出来的字是阳字。一般都刻凸出来的字,又称阳刻。如果刻凹陷下去的字,就称阴刻。牛角章需刻篆体时,则先在纸上写出字形,然后看着字形直接在牛角上用刀子刻,并不在牛角上写反字。这种技艺就比较高了。所以这种章不但贵在材料上也贵在技艺上。篆体字主要是横和直的笔形,所以刀法主要是横刀和直刀,雕刻时,用一个手指沿章的边缘定位移动,使线条直且均匀。一般30分钟左右就可完成一枚章。这是指3或4个字的私章。刻公章就更费时一些。那时的公章都是圆型木制,后面带一手柄。圆坯必须事先加工好,用一个可旋转的夹头夹住坯料,再用一根弓形木杆绷直的麻线拉动旋转,就可加工。这都是姥爷的拿手好戏。刻字时,夹好坯料后用砂纸将表面打平,根据刻章的字数,用尺子和刻刀在章坯表面确定外圆弧位置、字的间距以及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用铅笔注明,再用毛笔在间距中间,反向书写所刻之字,就可刻字了。先顺章坯外圆以手指定位,沿弧圈刻出外缘。然后逐一雕刻字样,最后镂空五角星。即可完成一枚公章。姥爷刻章时,神情专注,刀法娴熟,整个图章一气呵成。刻好后,在一个纸上试盖,再略作修改,就可完工交货。刻公章一定要对方的证明,一般是所刻公章级别上一级单位的证明信。证明信上必须写明刻写内容、原因以及许可理由,再加盖公章。姥爷会把这张证明信留存,以备后查。姥爷刻的章客人一般都是满意的,从没见姥爷和客人发生口角。

晚年的姥爷除了刻章,还在家里帮街坊邻居做些小的木工活、竹器活甚至锡焊活。只要哪家的生活用具坏了,就拿到姥爷家来,过几天修好了再来拿走。我在他家时,没见过他们谈及费用问题。据姥爷说,简单的就帮帮忙不要钱,费时费材料的就适当的给几个钱,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哪能要别人钱。当然,经常有邻居送一些吃的用的东西过来,姥爷也不客气地收下。姥爷做的木工家具经久耐用,记得我小时,他给我家做了一个碗柜。这个碗柜非常实用,上部的两扇门和四周都是用铁丝网做成,那时没有冰箱,剩菜放在里面不用担心苍蝇等虫子接触,当然也可存放碗碟。中间是放各种调味品的抽屉,下部一格可放蒸锅,罐之类的杂物。做好后,他特地用独轮车送到我家。后来我大学毕业、工作成家后,也觉得很实用,就又带给我用,再后来又转给老家亲戚用,一直没坏。那时的家具除了都是用实木做之外,做工也都是追求结实耐久,姥爷以他高超的手艺做的家具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听姥爷乡下亲戚们说,姥爷还会算命,而且特别灵验。解放前,他经常帮别人算,只要对方能报上生辰八字,就能准确知道对方的很多事。因此,在周围一带很有名。解放后,算命是迷信,政府禁止从事此类活动,姥爷也就没干这些事了。但听说也有乡下亲属私下要姥爷帮着算命,姥爷答没答应就不得而知。其实,我一直认为算命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暗示,相当于现在的心理咨询,对一个人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一个人如果心理出现问题,就会意志消沉、精神萎靡,严重的会有自杀倾向,甚至自杀。以前的人很迷信、用算命来解决心理问题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以骗人钱财为目的的算命者不在此说)。而现在的人相信科学,就必须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解决其心理问题。但不管哪种,都必须要求算命者或心理咨询师要具备一定的心理暗示的专业知识,而且要社会经验丰富、灵活善导。姥爷脑子灵活,又肯学习,是可以胜任一个心理咨询师,或叫算命先生的基本要求,并且可以使对方信服。而且,从他的善良性格来看,算命时,应该是把对方向立志奋进、家庭和睦等好的方向引导。因为算命并不是他的主业,他并不靠算命赚钱为生。估计刚开始时,是以解决亲友的家族矛盾以及个人的心理忧郁,提高生活信心为目的的。在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家族问题的同时被亲友们神化,在此过程中慢慢看些阴阳八卦之类的算命书,找一些理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个算命先生。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也见过姥爷家有“周易算命”、“易经预测”之类的书籍,只不过当时没什么兴趣,没当回事。其实,我和他一起的日子里,他从来没给我算过命,说明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些。

还听说,姥爷做过吹鼓手。当地的平常人家在婚丧嫁娶时,按风俗习惯必须请一帮敲锣打鼓和吹喇叭的人来吹吹打打以烘托气氛,使礼仪显得更加热闹隆重。但这种事情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并没有专门的团体。只在有需求时,临时召集各路比较熟悉的艺人凑成一个班子就行。完事之后,按劳支付一定的报酬即可。姥爷多才多艺,自制的喇叭(实际上在北方称作唢呐)能吹各种曲调,在当地也比较有名气。而且,他知书达礼懂得场面上的各种规矩习俗,所以在那种场合下,请他是不奇怪的。但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正常职业之外的一个助兴而已。我在姥爷家时,他没事就用这种叫喇叭的唢呐吹上一段曲调,虽然当时不知他吹的什么曲子,但也觉得挺好听的。他也给我做过一个,可惜我一直都没吹响过,更谈不上吹出调子来。他还给我做过笛子,吹响笛子就没问题了。这给我后来在业余时间里喜欢音乐,爱好过吹笛子、拉二胡和小提琴是有很大的关系。
 
三.姥爷的一段光荣历史

姥爷给李先念的新四军刻章的事,是母亲告诉我的。在与姥爷相处的日子里也陆续听他讲了一些。后来从姨妈的诗集《流水集》中也得到了证实。诗中说道:“后来得知我家父,挑担到了新四军。带着印模刀雕具,日夜雕刻忙不停。仿制印章成功后,通行证上按上印。”具体是如何和共产党联系的已无法考证,据推测他应该是心甘情愿去的。因为,宣化一带是革命老区,一般穷人都知道共产党的好处,会暗中帮助共产党。另外,从姨妈诗集“白区往来行安全,我父助共立功勋。带回银元和赞美,全家团聚笑盈盈。”的句子中可知,姥爷刻章后还得到了很多银元。姥爷虽然是与世无争的手艺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该帮着哪一方,特别是共产党会善待老百姓这一点上(刻章还给钱),相信他有自己的判断。宣化是革命老区,大革命时期遭受的白色恐怖也比较严重。当时国民党为了报复革命老区,屠杀共产党人,曾对宣化以及周围地区实行了疯狂的封锁并滥杀无辜。这从何耀邦的《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中可见一斑。在那种情况下,一张通行证可以挽救一人或多人的性命,而一枚仿造的图章能制作多份通行证,无疑可以挽救更多人的性命。姥爷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为共产党的队伍刻了很多不同的敌方的公章。

据姥爷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也曾给新四军刻过不少大印(公章)。当时的中原解放区,已从抗日战争胜利时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拥有60多个县近2000万人口的根据地,被压缩到只有1500万人口且被分割成数块的地区;而主力部队所在地则只有以礼山县(即现在的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只有40多万的狭长地带。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进驻宣化店。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那么多的各级行政机构进驻,无疑需要大量公章。那些公章估计都是姥爷的杰作。因为在当时的离中心城市较远的边区有刻章技艺的人才较少。同时由于公章的重要性,必须是信得过的人才能委托制作,而姥爷在大革命时期就在为共产党刻章,从来没出过事。而且,新四军也会让能接触和完成这种事的人越少越好。由此推定,当时刻那些公章的人只能是姥爷一人完成。

他说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1946年上半年,大约呆了一个多月,刻了很多各种图章。当时对他规定了不准外出,事后不准泄密等事项。由于我当时太小,至于刻的什么图章他并没详细地告诉我。现在回过头来了解那一段历史,才知道他是为当时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准备各种伪证件刻图章。根据【中原突围史】(湖北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篡室著,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年出版)一书介绍,中原突围时有一项措施是,对当时的干部进行化装转移。书中说到“化装转移工作是由中原局组织部负责,并建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该站的主要负责人由地委组织部长吴皓担任,有50多名工作人员,设化装、材料、交通保卫及总务4个小组。准备转移的干部到站后,先由化装组根据各人的年龄、口音、肤色、长相、文化素养、本人气质、原任职务等特点确定装扮的身分。当时装扮的类型有商贩、传道士、教员、探亲者、访友谋事的、串馆(去私塾卖笔墨纸砚)的等。身分确定后,由材料组提供假经历、假证件、答辩词,各人先做10天至半月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熟悉假历史和答辩词,将长期带军帽而发白的额头晒黑,再经过各组负责人联合组成的审查组进行严格的盘问演习,确认毫无破绽后即由交通保卫组的人员负责护送转移。”

当时,国民党军已将中原军区部队6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罗山、光山、商城、经扶、礼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在这个小范围里找到一些化装,做假证件的人才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假证件不像现在的各种现代化的防伪措施,完全是靠证件上的各种图章来鉴别真伪。所以作为当时的材料组首先得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刻章师傅。而姥爷当时正是45岁左右的年龄,刻章手艺已炉火纯青,在宣化店一带也是很有名的。所以找姥爷去刻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解放战争】(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出版)一书中也特意介绍了这件事。“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这里提到的“惟妙惟肖的假证件”,以及“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就有姥爷的一份功劳。

中原突围以后,宣化店又被国民党统治,姥爷也因此承担了一些风险。姨妈在《流水集》中写到,“伪兵骚扰敲我门。诬陷我父通共匪,仿造印章通行证,当时我才十岁零,哭叫喊冤惊他人。”可见,当时在李先念部队刻章的事,国民党政府已听到了风声,并且到家里来搜查。结果只看到两个小孩子,孩子的哭声惊动邻居,就作罢了。姥爷经常在外不回家,估计一是自保,二是怕被国民党抓住容易泄密,给共产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我母亲说,有时晚上回家,天没亮就走,就是为了防止国民党来抓人。关于姥爷见李先念的事,是姥爷亲口告诉我们兄弟的。他说,李先念没有官架子,很随和,喜欢开玩笑,跟平常人一样。当时宣化店不大,李先念工作闲暇时,出外接触一些人是很自然的事。姨妈在《流水集》中也提到“先念便衣到我家,拇指竖起赞父亲”,也证实了李先念确实亲自到过姥爷家。李先念也是木匠出身,老家在红安,离宣化店只有几十公里,和同为木匠出身的姥爷应该有共同的话题。李先念肯定知道在伪造假证件这件事上,姥爷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问题。所以,姥爷在文革中遭遇威胁的情况时,一个老实人能说出那种惊天动地的话,说明他有充分自信见到李先念后,能还给他一个公道。他的信念是,我不认为对你们有什么功劳,但你们也应该公平地对待我。
但姥爷的这段光荣历史在解放后却被深深埋藏在自己的记忆之中,除了有时向自己的亲人诉说一下,基本上没向任何人提起。究其原因,估计是他觉得这只不过是一笔生意,已经货款两清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一直是个体单干,是属于“搞资本主义”,和当时党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只要政府没有干涉他的事,他也不愿提这件事。
 
四.记忆中的姥爷

我最早对老爷有印象大概是在1960年左右。当时我4岁,住在大悟县一个叫新城的小镇上,离宣化店大约50多公里。记得有一天,突然有了一个新的玩具“磕头车”。是一个手杆推着一个轮子的小车,奇妙的是在轮子上做了一个小人,推着跑时在轮子的带动下,不停地磕头作揖。我非常喜欢,其他的小朋友也羡慕得不得了。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末期,国家刚经历一场天灾人祸的风暴,物质奇缺,人们连饭都吃不饱,一个小孩子能有个这么大的玩具,在旁人眼里应该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大人们告诉我这是你老爷特意给你做好,带给你玩的。虽然还没见过姥爷(也可能见过,只是不记得),对姥爷一词也没有明确的概念,但从大人的口气和目光中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有本事,了不起的人。这是我人生开始有记忆时,能记住的有关姥爷的第一件事。

我的童年是文革前期,也是文革最盛的时期。那时政治运动多,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对于孩子来说仍然是快乐,幸福。由于大气候的“读书无用论”,孩子们并无读书的压力。10岁左右的我,每天就是和小伙伴疯玩。读书、考大学、前途之类的事都不是我考虑的问题,父母也从来不为这些事向我施压。那时的观念,书读多了是“臭知识分子”,无知是光荣。当时,我父亲作为一个小机关的负责人,已被作为当权派打倒,或叫靠边站,虽然管事少了,但每天得接受批斗和劳动。其他大人也都是戴着红袖章和绿军帽,每天开会表忠心,游行呼口号,贴大字报,风风火火,忙忙碌碌,似乎都在干着很重要的事情。大人干革命,小孩无事干,每天只有玩。没有学习任务,反正在哪儿都是玩,所以每到寒暑假,父母就把我和大弟送到农村老家,或宣化店姥爷家住一阵。送回农村的目的是体验农村生活,说得好听一点是接受农民伯伯的再教育,这在当时是比较时髦的。送到宣化店的目的,我猜想只是和姥爷住一阵,聊解他的孤独感,加深祖孙的感情。这无意之举,对我来说却是碰到了一位可以影响前途的良师,尽管当时我并没有那种感觉。现在回过头看,姥爷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我的爱好志向、人生取向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每个孩子一样,童年时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喜欢用笔在墙上或纸上涂涂画画,这种兴趣似乎是天生的。但在这期间,如果没人引导,没有涂画的条件以及物质的基础,没有人鼓励,一生就不会再有此兴趣。

幸运的是,我有这么一位姥爷。我记得第一次到姥爷家,看到姥爷满橱柜的书籍,很是兴奋。酷爱小人书的我,立即爬上去翻看,结果大失所望。不但大多是仅有文字的书,而且都是繁体字。原来姥爷的书多是解放前买的,解放后买的书不多。对于识字不多且只认识一些简体字的我,只能在里面找有图画的书看。就这样,在那些有图画的书中找到了很多练习画画的书。从此我的生活有了一个转折,就是临摹书上的图和画。毛笔、墨砚和纸在姥爷家是现成的。只要在家,就照着书上的画涂鸦。在他的众多图书中,比较感兴趣的有:“芥子园画谱全集”、“动物白描”“国画入门”等书籍。后来,把这些书统统带回自家,画了一段时间。由于没人指点,画画不得要领,也没什么提高,最后并没有走绘画的专业之路。但在我的影响下,大弟练习画画,并从事了很长时间与美术有关的职业(舞台美术绘制)。对我的影响是,除了业余生活丰富、文化素养提高以外,对我大学专业相关的机械制图有很大的帮助。在大学以及留学期间,我画的图在同学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从姥爷的藏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在他的书中,还有些古代笑话集,谜语小册等。这些我能看懂一些,比较喜欢,所以后来也没客气,全部带走了。一般来说,从一个人的所藏书籍中可看出他的大致兴趣爱好,但我当时只对我能看懂的一些书籍感兴趣,所以没有窥视到他的全部爱好。现在推测一下,除了那一小部分绘画书籍外,可能还有些小说诗歌,篆刻,易经算卦和其他各种技艺之类的书籍。估计没有科技,医学之类的书。

姥爷生活简朴,居住穿衣吃饭都没什么讲究。30平米左右的小屋,隔一小间就是睡觉的房,另一间就成了客厅(只能说是一个活动的空间),厨房。自制的灶台,烧茅草或木柴,做饭时满屋烟。每天粗茶淡饭,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小菜,很少吃鱼肉。吃一顿白菜炖豆腐,就好像是奢侈的事。记得吃豆腐的前一天都会郑重地说道,明天晚上吃豆腐。我就会盼着第二天的晚餐。到了第二天下午,他早早收摊,我也早早告别玩伴到他摊前和他一起去买豆腐。豆腐铺在街另一头的后街,沿着后街田埂小道要走很长时间,但我总是很快活地陪他去。买到豆腐后,他都是托在手上,佝偻着腰,在前面慢慢地走着。小道上,我在后面紧紧跟着,听他有一搭无一搭地讲古代的故事。到现在还记得,老少两人悠闲地走在田间小道上,伴着镇上人家升起的渺渺炊烟,西边的日头把我们映在田野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我从没见过姥爷生气,发脾气的样子。即使我淘气,把他的心爱之物损坏,他也只是叹一声:“这孩子怎么这么害人?”然后,一声不响地修理物件,恢复损失。他总是笑眯眯地对任何人,碰到不讲理的人,也只是一句:“这个主不是好人”,并不和对方计较。经常见到有人来他家下象棋。我并不知他棋艺水平高低,但和别人对弈时,从他悠闲自如的神情看应该是胜多输少。赢棋时,从不得理不饶人,还帮对手分析失败原因。输棋时,只要输势已定,他会立即推秤认输,不会死搅蛮缠。看得出他也不喜欢那种输不起棋的人。有时,对方本来输局已定,偏要死撑到最后,这时他也不恼,只是阴着脸说,你这输定了,再下也是耽误时间,还下什么下?当来人多时,他就让出位置干自己的活,让他们去下。那些人就没有那么好的修养,有时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他就做和事佬,安抚各方,息事宁人。走在街上,和他打招呼的人很多,“余博士,吃了没?”或“余师傅,哪去呢?”这些问候除了是当地淳朴的民风习惯外,姥爷的为人处世,乐于助人,慷慨大方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记得有一年雨季,我去他那儿。每天雨下个不停,好像整个假期都在下雨。他那个小屋子年久失修,屋内到处漏雨,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屋里放满了盆盆罐罐接雨水,有时甚至床上也得放个盆。水接满后得立即倒掉,不然就会溢出,晚上觉也睡不好。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更糟的是下雨没有生意,姥爷不能出摊,赚不回生活的开销。他的脸也成天像天气一样阴着,唉声叹气,嘀嘀咕咕地骂老天爷不给人活路。虽然不出摊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但下雨不能出外玩,对十二三岁的我来说也是很惨的。每天只能和姥爷一起在家里呆呆地看着外面,听他讲故事,猜谜语,发牢骚。就这样,伴随着滴滴答答的漏雨声和姥爷的叹气声,度过了一个阴郁、烦闷、苦涩的假期。

在不出摊的日子,姥爷就让我看书,写字画画或教我刻章。刻章一般是他找一块废料切削好,然后写好反字,再让我拿刀子刻。他就去忙他的事,并不关心我刻不刻得好。也没有真心教我的意思。看得出他并不想让我跟他学刻章。所以我也总是刻不好。我用的刻刀是他专门给我准备的,不能动他的刻刀。所以我总觉得刻不好的原因只是刻刀不好,如果用他的刻刀说不定刻得很好。后来由于我兴趣不大,一直没有刻好。但我对刻毛主席头像倒是很有兴趣。那时候,木刻的毛主席头像在各种印刷物,墙壁上到处都是。我向姥爷要了一块木头,再从报纸上剪下一个木刻的毛头像贴在上面,然后刻出来,觉得挺像,得意了很长时间。但姥爷绝不刻主席头像。凭他的手艺,刻各种主席头像应该是易于反掌的。当时觉得很奇怪,很多年后才明白,这是老人的智慧。其实在那年月,主席像不是能随便乱刻的。就算你刻得再像,但被人看到你拿刀子在主席脸上乱戳,立马就可定为现行反革命。很多人就是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姥爷也教我毛主席的诗词,教我怎么读,并解释是什么意思。他教我的《沁园春·雪》,直到现在还能背下来。记得他教我时,有些发音和标准话不一样。如最后一句“还看今朝”的“还”字,老说我读错了,说要发“环”的音。我很是诧异,只是觉得他发音不标准。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还(hai)”字也可读作huan 的音,在吟诵古诗词时读作“环”的音似乎更有韵味。虽然没见过姥爷写的诗词,但我相信他是懂诗词格律的。也相信他写过诗,填过词的,只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以及我的年龄,他不会把他的诗拿出来给我看而已。

在我的记忆中,姥爷能自己解决的事决不求人。他的衣服一般是自己裁剪,再请人缝制。理发也是自己解决,虽然发型比较简单--光头,但要刮得精光还是有难度的。要知道当时没有安全刮胡刀之类的,只能用剃头刀。他自家的家具全部是自制,记得我们家的小饭桌,椅子,小柜也大部分是他制作好送来的。听说他连烧水的铜壶都是自己敲,自己焊接做出来的。为了给我家送碗柜,他甚至自制一个独轮车,自己推着走上百公里的山路送到我家。对于常用的手电筒,他也不屑一顾。晚上外出时,他都用自制的灯笼照明。灯笼用的是木质座、玻璃罩,防风防雨,虽然比不上手电筒便携,但省了买电池的钱,这也是老人的一种智慧。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戏,散场后,就是用的自制灯笼。一路回家,竟然有手电筒不用的人,蹭过来和我们一起走,说借个光。姥爷明知他是想省电池钱,仍然得意地把灯笼举起,让大家一起走。

姥爷是一个爱琢磨,爱钻研的人,对任何事他都会去想清道理,找出规律,形成自己的见解。所以一般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但科技的发展也给他那个时代的人带来了困惑。当时我家收音机能发出远方来的声音,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他反复观察,并拆开后盖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和留声机是一样的道理。即先把声音刻录进去再放出来的。为这事,我记得和他争论了几次,他都没服气。我那时已经14 岁,已组装好我的第一台矿石收音机、正在组装二晶体管收音机,懂得一些电磁波的道理。和他讲电的知识,他难以理解,不相信几千里外的声音能传到这儿来。直到有一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通过收音机传出,大家连夜游行欢庆,才感觉他有了一些信服。从这点看,姥爷也是一个唯物者。
 
五.后记

姥爷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年代。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的土改、反右、文革等他都经历过,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生存是很艰辛的。他的为人,性格,智慧以及对社会的理解和洞察力使他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求生。

纵观他的一生,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对社会始终保持一种“己所不为,勿施于人”的信念,这种人生观是他长年生活在动荡社会所领悟的真谛。他不参与政治,不得罪任何人,不该自己得到的坚决不要,该自己得到的也不多要。记得那时我在一个他邻居家玩时,惊奇地发现那家的孩子很多而且非常贫穷,冬天孩子们只能在床上被子里玩,因为棉衣棉裤少,只能轮换穿着外出。但他们住的却是高大宽敞的瓦房。我想这肯定是因为贫穷而享受的某种待遇。而姥爷一辈子都住在自己解放前盖的,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且不说他对革命有无功劳,也不论两个女儿都是革命干部,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人,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听说,我姨妈有一次回宣化店,已经给他找好宽敞的瓦房,但他坚决不搬,最后不了了之。以至他的亲戚包括我母亲都猜测他的小房子里一定藏了什么财产或宝贝。当然,这都是虚无缥缈的事。这其实说明了他的一个为人原则,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坚决不要。这种品质是值得我们后人传承的。

见姥爷最后一面是1975年。那年,他因病躺在家里床上,奄奄一息。当时我已经19岁,是一名卡车司机学徒。我和师傅专程赶到宣化,力劝他到县城医院就医,但他坚决不从。苦劝无果,最后我师傅欲强行抬他上车,也没能如愿。离开时,看着他孤独地躺在床上,虚弱、无助的眼神,从来不知什么是难过的我,很是难过了一阵。

那之后不久,我在外地运货时,传来他老人家逝世的噩耗。享年74岁,葬于河南省罗山县定远窑冲。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没能回家送他一程,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时隔36年,在我脑海中,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是那样清晰。他摇头晃脑,高声地朗诵诗词《沁园春·雪》的样子,还有他爽朗的笑声犹如发生在昨天。我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名的冲动,想对姥爷说句话,“姥爷,您还好吧?您那个淘气的小外孙也长大变老了,总在想您呢。”
 
2012.1.8 于上海
2015.10 改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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